孙晓璇：关注时事报道，聚焦热点话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外网《焦点对话》栏目，我是主持人孙晓璇。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口协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翟老师您好。
    翟振武：您好，大家好。
    孙晓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指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卫计委也于16日上午公布了实施细则，卫计委的王培安副主任介绍称，这项政策是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讨论之后决定的。那翟老师，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的哪一些特点，使得这项政策得以实施呢？
     翟振武：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就是中国人口几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一年能增加2300多万人，出生将近3000万人，2900万。所以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人口增长过快过猛对资源、环境、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么，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甚至是非常艰苦的努力，中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们的人口形式和当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在目前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人口基数有6亿多人。那时候出生，能出生到2900万。现在我们的人口基数已经大到了13亿多人，但每年出生只有1600万了，所以出生人数下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那么从增长率来说，60年代我们的增长率大概是在千分之二十五，现在我们只有千分之五，所以现在的增长率只相当于60年代增长率的20%多左右。所以像中国人口增长的这个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快过猛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现在每年我们出生1600多万人，净增长，就是出生人减去死亡的，每年净增长的人数只有600多万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中国人口增长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大的变化。
     第二的呢，在这么多年长期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的程度已经接近15%左右了。我们老年人在13亿人当中已经占了2亿，今后我们还面临着一个老龄化迅速提速和老龄规模迅速扩大的这么一个局面。大概在2030、2035、2040年左右中国的老龄化会达到百分之三十几，我们的老龄人大概会接近突破4亿人，比现在美国的全国人口还要多一个亿，所以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劳动力长期的这种供应也出现了短缺、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劳动力还有9.3亿人，15到59岁的人有9.3亿。那么到10年左右以后的时间，会出现一个比较快速下降的这样一个情况。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来说，我们的劳动力，这样十年以后快速的下降也显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这是第三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我们的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最近十几年二十年一直都偏高，这个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不是说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对男孩偏好，那么生育率比较偏低，那么很多人生第一个是女孩，那么他就愿意还要再去来生，希望能获得一个男孩。所以出生性别比偏高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这种维持比较低的生育率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有一些联系。那么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几十年前，我们的家庭，平均的家庭规模大概是能接近5个人，平均的家庭规模四点几个人，最高的时候。但是现在呢，已经连续家庭规模在3.1个人，就是全国平均家庭现在就只有3.1个人，家庭的结构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是从原来的大家庭逐渐逐渐变成了这种小家庭。以前我们在现实当中也能观察到以前四世同堂，像还有一个话剧讲以前的北京人口，现在你几乎在现实当中，很少能见到四世同堂的家庭了，三世同堂的都不是那么多。我们那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在全国只有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一代户、两代户的家庭，三代及以上的家庭都低于了20%，所以这个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大家议论有这个“四二一”的家庭，有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所以这样对我们的家庭的功能，对养老都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到了今天，我觉得刚才说的，这样的形式下，放开单独生育“二孩”这样一个政策还是很必要的，也很合乎时宜的，也很顺应民意，也很顺应我们现在人口变化的情况和国情。
    孙晓璇：说得太好了。那您刚才也谈到那么多的问题，还谈到我国老龄化的问题特别严重，那翟老师，为什么我们不普遍来推行二胎的政策呢？
    翟振武：因为我刚才说到了中国还面临着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的问题，并不说我们为了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放弃人口数量的这种调控。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数量的问题，也越来越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问题，所以两方面的问题，方方面面都要统筹来解决，数量、结构、分布都要统筹来解决，才使人口能够均衡发展。所以您说得很对，如果要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一定比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能够更加的有效。但是同时，你这个出生的人口又会增加的更加大量，总人口的增长就会更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两相比较，我们要选择一个均衡点，既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人口的继续的这么大规模基础上，继续的这种过快的增长，同时又能够比较有效的缓解我们老龄化的趋势和缓解劳动力今后长期短缺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我们这个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一个结果。
     孙晓璇：恩，明白了。那您觉得我们得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可能迈出这一步呢，就是普通推行二胎政策？
     翟振武：我觉得这恐怕是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因为要突然一下子放开二孩的话，在短期内我们累计的生育量会非常的巨大。我算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行，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要做很多数学的模拟测算，比较复杂的模型。那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很粗略，中国现在有1亿5千万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就是说，有1亿5千万独生子女。那么其实就意着有1亿5千万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么你想1亿5千万独生子女的家庭，其中要刨掉一些女性，过了50岁了，因为一般的过了50岁就…
    孙晓璇：没有生育的能力。
    翟振武：没有生育的这种能力了，那么要刨掉一些，刨掉的也不是很多，也就是你还剩下这些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独生子女还少一点。所以还剩1亿4千万左右，那么这些1亿4千万左右都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那么如果他们要全面生育二孩政策下来以后，也就是说你这1亿4千万的家庭都有可能来生育第二个孩子，而且因为计划生育实行这么长时间了，这个1亿多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在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概都会在四、五年的时间内来完成他们生育，他不会拖的很长了，那么在四五年的时间内完成生育。你想1亿4千多万，假定这个其中有60%、70%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就跟生育愿望也有关系，那大概也有九千多万，一个亿的出生量。那么这一个亿分在四五年，你想想在每年大概都能有两千万的新增加的出生量。所以，突然的全面放开二孩，我觉得在人口总量，在出生人数的大起大落的波动上，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单独二孩”开始，然后进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和调整，还是比较稳妥，比较平稳的一个策略。
    孙晓璇：我这里有一个数据说，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总人口在13亿7千万左右，而且仍然在持续增长。在现一阶段推出这个单独二胎，会不会对我国的人口状况产生哪些影响？
     翟振武：我觉得人口总量增长会更快，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你出生人数大量的增加了。但是从增加的幅度来说，因为是“单独二孩”政策，所以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大概是一百多万、二百多万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对整个人口来说是增加了一些，但是影响还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虽然总人口的总量增加了，出生人数增加了，但他对缓解老龄化的程度，推迟老龄化的进程，对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的这种程度，对完善家庭的结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所以，人口虽然在增加，但是由于这个方面情况能够得到改善，综合起来还是我刚才说的，还是要使人口能够长期均衡的发展，所以“单独”政策还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合理和科学的。
     孙晓璇：这个单独二胎的政策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全国非常大的反响，有一些独生子女夫妇形容自己的心情是这样的说，有人幸福，有人纠结。因为什么呢，享受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享受得起权利又是另外一回事。您认为现在面对单独夫妻的这些纠结，“单独二胎”的政策能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呢？
    翟振武：因为这个是经过大量的调研、测算，就是确实是现在的很多家庭即使政策条件允许他们生第二个孩子，但是有很多的家庭也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各种各样的考虑，各种各样的原因。您刚才说的是，能不能享受得起这样的权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我们管这个叫做生育成本。
    孙晓璇：对，生育成本太高了。
    翟振武：生育成本比较高，那么很多家庭就承担不起，所以他不愿意来用这样高的生育成本来生第二个孩子。我觉得这应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吧，因为在世界其他各国，很多欧洲的地方，生育率之所以逐渐逐渐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城市化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在城市里生育、养育孩子的成本，在不断提高，包括直接成本和也包括了间接成本。比如说直接成本就是说的养育孩子花费多少多少费用，直接要教育投资，生活投资，都要花费很多费用。另外还有很多的间接成分，比如在城市里面，那么他需要…多数妇女都有工作，职业妇女，要上班，在工作当中还要作出一定的成绩，还要努力工作。所以方方面面，而且孩子…从西方这个角度来说，生育孩子有成本，那么也有收益。比如说在以前生育孩子，包括中国以前生育孩子也要期盼着，从孩子身上能获得很多的收益，养儿防老，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收益。那么在现代的城市，现代社会的发展，包括在城市里面有了退休金制度，有了养老保障，有了医疗保障等等，人们对孩子的依赖，对养老对孩子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弱化了，所以孩子的收益，在这方面变得越来越降低了。所以生育成本的，养育孩子成本的上升和孩子收益的下降，使得在很多欧洲的国家里面，人们的生育率，没有人来要求就逐步逐步的下降了，包括现在的日本、韩国都是一样的情况。我想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中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生育率观念上就发生转变，不愿意生太多的孩子。那么当然里面包括了关于生育成本的这方面的考虑，而且还包括了生育观。以前中国还有传宗接代的这种观念，但是现在可能生育成本的考虑，对年轻人来说更多一点。这是在大量的调研当中，特别是城市的青年，是他们生育率比较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在整个城市里面，我们的调研都可以看到，大概在城市里面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他愿意生第二个孩子。
    孙晓璇：还是大多数的。
     翟振武：是大多数的。就是像这样，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那么大概也就30%—40%左右这样一个水平，甚至还有人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的，这个比例就更低了。
     孙晓璇：丁克家庭。
    翟振武：对，更低了。
    孙晓璇：翟老师，卫计委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的推行全国各省不设定统一的时间表，为什么不设定统一的时间表？
    翟振武：因为这个是在全国有一个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是全国性质的。但是具体计划生育条例都是由各个省，自己的省的人大常委会或者是省的人代会来制定的。所以每个省实行了什么样子的计划生育条例，各个省之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江苏的计划生育条例，和河南的计划生育条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在江苏它的城市和农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那么在河南，城市里面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那么在农村的家庭可以生，我们叫做1.5个孩子。就是说他在农村，如果这个夫妇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那么平均起来，大概这个人群生的孩子是1.5个孩子。因为农村夫妇生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时候，就不再生育了。所以平均起来是1.5个孩子。所以像江苏计划生育的条例和河南的就很不一样。所以因为计划生育条例本来在各省就都不一样。那么关于启动单独生二孩的政策实行以后，各省要想实行落地“单独二孩”的这个政策，就必须要修改自己省的计划生育的条例。那么这个修改，各个省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所以不可能设一个统一的时间表。
    孙晓璇：一刀切。
     翟振武：不可能设一个统一时间表了。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有的省快一点，有的省慢一点，从客观上，结果上来说，它还有利于消减我们出生堆积这样一个高峰。因为各个省有先有后，就不会说都在生育政策公布后的第二年，大家都一起在那生育第二个孩子。像有的省可能在第一年生得比较多，有的省可能在第三年，第四年生的比较多。所以通过修改条例的时间不一样，客观上也有利于这个出生高峰的平缓和消减。
     孙晓璇：考虑的还是非常全面的。
    翟振武：举例子来说，比如像…最典型的比如说西藏，你可能单独的家庭比例就非常低，因为那地方独生子女都很少，当然西藏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对藏族我们没有任何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我只能说原来生育率比较低的地区，它的单独的比例就会比较高。那么原来生育率比较高的地区，它的单独家庭的比例就会比较低。所以对各个省的影响的情况也不一样，对城市跟农村的影响也不一样。比如像北京、上海，可能影响的面就会比较大。因为单独家庭的人数，相对比例和人数相对都会比较多一点。而你到小城市或者县城里面，你会发现单独家庭的比例会相对少一点。你要到农村，可能单独家庭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各个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通过修改这个计划生育条例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对的，中国做这些政策不能一刀切，他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因地制宜来修改他们的条例。所以每个地区、每个省，他的“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的时间，我觉得也会是不一样。
    孙晓璇：感谢翟老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单独二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