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璇：那十八大以來中共開展了一系列的鐵腕反腐行動，尤其是前端時間薄熙來案的公開審判，吸引了舉國關注，我知道您之前去過重慶，與薄熙來有過接觸，您在微博上發表了文章，您稱薄熙來很聰明但是缺少智慧？

周志興：對。

孫曉璇：您能否談談您對薄熙來的看法？

周志興：我跟薄熙來其實以前也不認識，但是那幾年，他去了重慶以后，大家非常關心重慶模式的問題，我當時也關心，我也參加過關於重慶模式的討論，大家對薄熙來在重慶做的東西也做了探討。所以2011年就前年9月份，我接到了他們重慶示威辦公廳的電話，說薄熙來希望我到重慶去。我當時定的要去美國，要去舊金山參加美國雙軌的外交會議。后來我說我可能時間不行，對方說，還是希望你來，所以我就把機票改了，就提前回來，從舊金山到北京住一晚上，第二天到的重慶。

在重慶看了很多東西，包括他的唱紅打黑，唱紅我看了，打黑看的是展覽，廉租房，公租房我都看了，看了我還是有一些感想，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做的不錯，包括他建的廉租房，包括他的社會治安都不錯，但是有一些東西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問題。后來在重慶開了一個座談會，跟薄熙來在一起，我最后發言，前面的發言有一些專家學者，他們都肯定重慶這種做法，我呢其實也很多程度上肯定，因為確實有一些做法，我們從外表看是很好的，我說所謂的理念的東西就是能不能持續資金的問題，再就是會不會帶來其他的副作用，這些東西部看，光從表面看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在肯定的同時，我提了幾個問題我記得，我第一個我是說，我從美國回來，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我見了很多學者，他們也說重慶模式，他們提了一個問題，就是說打黑，據說打了一千多個億的錢到哪去？

孫曉璇：您當時就這麼問的嗎？

周志興：對，當然我說是美國人說。這是一個問題，他沒回答我。第二個因為他講，他希望我去講黨建的問題。我說黨群關系，他是講黨群干系。我說了這樣一個觀點，我說群眾是分層次的，有一部分群眾可能覺得你解決了住房問題，治安問題就會表揚你。有一些群眾覺得我還想說話，你不給人說話的權力，我不滿意，我覺得這個問題要注意，要注意群眾是分層次的。再就是唱紅打黑，我說我看你的唱紅的晚會。我覺得70%的歌不是紅歌，像《小提琴協奏曲》《花兒與少年》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這些不能叫紅歌，隻能叫經典，你為什麼要扣一個紅歌的頭銜就要意識形態化，我說意識形態化不並見得都是好事。我說毛澤東是一個左右之間的分水另，如果你一定要唱高舉毛澤東旗幟跟毛澤東走，我說很可能很多反對毛澤東的人，會因為這個不贊成你在重慶做的所有事情。

這個問題他回復我了，他說按道理我不應該唱歌頌毛澤東的歌，因為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了，他也做了監獄。他說我認為中國隻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能往下走。

孫曉璇：您的言論也是比較大膽的了，向他提了那麼多問題？

周志興：我這麼想，一個在場人都說他的好話。第二我想他請我去，一定不是說讓我跟著唱一個贊歌，不多我一個嘛，我想我還是說出一些問題來。當然我當時沒有想到，他會很不高興。我開玩笑說，他的臉是比較黑的，所以看不出他臉色的變化來，但是前不久重慶一個領導到我們家去，當時的領導，他在場，還有重慶的一些海外媒體駐重慶的一些記者站的站長到我家去，當時記者們說，你不知道我們當時汗都出來了，然后那個領導說，你沒看見嗎，因為薄熙來是跟我基本上並排的，我講一半，他把凳子沖著我坐，我走了以后，他問領導這個姓周的是干什麼的？為什麼要請他來，他還是不高興的。

反正晚上我們一起吃飯，吃飯的時候，我也沒看出什麼特別多的東西來，我還跟他說了一句，我問了人下午那種情況，我端杯子我還跟他說了一下，我說你也是我的偶像，因為薄熙來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當時說了這句話，當時覺得不是很熱情，后來他宣傳部長端著杯子走到我面前，說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們不怕，就我們不怕這些議論。所以我說這是我經歷一個事兒。

回到你話題上，聰明和智慧，這是我前不久寫的文章和標題，我覺得薄是一個聰明人誰都不反對，因為從他的表達，從他的待人接物，他是非常聰明的人，包括他對重慶的一些宣傳的布置，一些安排，這都沒有問題，但是這次對他的審判，我覺得更表現他是一個缺少智慧的人，我認為他最后，他把他比如說王立軍和波谷開來的關系，把王立軍和他發生的一些故事，原原本本的講出來，以博得老百姓的同情，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缺少長遠眼光的做法。

就是一種中國講，有時候講慌不擇路，他那個時候沒有選好他自己應該走的路徑。

孫曉璇：你現在看 薄熙來的落馬給下中國最大的警示是什麼？

周志興：我覺得薄熙來的落馬對中國當今的警示，分幾部分了。一部分對官員，我覺得包括現在我們講的（看看病）之類的東西，其實都是官員們應該注意的，薄熙來盡管后台很硬，因為他有薄家的背景，又有這麼多年的經營，但是如果說他不嚴格要求自己，不檢點自己，也會發生比較大的問題，這個我們可以從薄熙來落馬上面可以看到這一點，但是這不是說簡單是個人的問題，我覺得跟整個體制也是有關系的，在我們這樣一種體制下，盡管說集體領導，其實沒有人監督一把手的，所以一把手可以做很多事情，為所欲為。別人不敢提意見。

我講一個故事，薄熙來喜歡坡屋頂的房子，喜歡迎新樹，他到重慶以后，我不見得是他要求是大家一定要種迎新樹，但是大家知道，下面的人知道書記喜歡這個樹，大家都來種這個樹，盡管成活率很低，因為我去的時候看到樹上挂著很多掉瓶。

再就是房子，他讓所有的平頂都改成坡的。因為重慶是山區，老百姓要晒糧食，坡屋頂晾不了，但是他講了，又不能不執行。后來他高興的時候，領導跟我講，說書記常去的地方就改了，書記不常去的就不改了，后來趁著他高興的時候說老百姓晒糧食的，改成坡的不行的。如果是民主的，他的說法會得到糾正，不會像現在這樣領導人說一句話就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