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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每年新生兒約為100-200萬
中國老齡人口將突破4億
中國家庭結構正在靜悄悄地革命
60%-70%“單獨夫婦”計劃生育二孩
有很多家庭處於各種考慮,不願意生第二個孩子。其中生育成本高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隨著城市化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的情況是正常的。
我國人口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各地生育條例不同 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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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璇:關注時事報道,聚焦熱點話題,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外網《焦點對話》欄目,我是主持人孫曉璇。今天做客我們演播室的嘉賓是中國人口協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翟老師您好。
翟振武:您好,大家好。
孫曉璇: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中指出,要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衛計委也於16日上午公布了實施細則,衛計委的王培安副主任介紹稱,這項政策是經過深入的調研和討論之后決定的。那翟老師,我國目前的人口狀況的哪一些特點,使得這項政策得以實施呢?
翟振武:我覺得有這樣幾個特點,就是中國人口幾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增長速度非常快。我們一年能增加2300多萬人,出生將近3000萬人,2900萬。所以在這樣一個形勢下,人口增長過快過猛對資源、環境、經濟的發展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壓力,是在那個時候提出計劃生育,在全國推行計劃生育的政策。那麼,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甚至是非常艱苦的努力,中國的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們的人口形式和當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說,在目前我們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人口基數有6億多人。那時候出生,能出生到2900萬。現在我們的人口基數已經大到了13億多人,但每年出生隻有1600萬了,所以出生人數下降的速度還是很快的。那麼從增長率來說,60年代我們的增長率大概是在千分之二十五,現在我們隻有千分之五,所以現在的增長率隻相當於60年代增長率的20%多左右。所以像中國人口增長的這個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快過猛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現在每年我們出生1600多萬人,淨增長,就是出生人減去死亡的,每年淨增長的人數隻有600多萬人。所以我覺得第一個中國人口增長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人口增長得到了有效的緩解,這是第一個方面的重大的變化。
第二的呢,在這麼多年長期的人口增長率下降的過程當中,我們的人口結構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比如說老齡化的問題,我們現在中國的老齡化的程度已經接近15%左右了。我們老年人在13億人當中已經佔了2億,今后我們還面臨著一個老齡化迅速提速和老齡規模迅速擴大的這麼一個局面。大概在2030、2035、2040年左右中國的老齡化會達到百分之三十幾,我們的老齡人大概會接近突破4億人,比現在美國的全國人口還要多一個億,所以這個人口結構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了。
那麼第三個呢,是我們的勞動力長期的這種供應也出現了短缺、下降的這樣一個趨勢。我們現在勞動力還有9.3億人,15到59歲的人有9.3億。那麼到10年左右以后的時間,會出現一個比較快速下降的這樣一個情況。從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來說,我們的勞動力,這樣十年以后快速的下降也顯然對經濟的發展不利,這是第三個方面。
再一個方面,我們的出生人口的性別比,最近十幾年二十年一直都偏高,這個偏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不是說最重要的原因,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人們對男孩偏好,那麼生育率比較偏低,那麼很多人生第一個是女孩,那麼他就願意還要再去來生,希望能獲得一個男孩。所以出生性別比偏高和計劃生育的政策,和這種維持比較低的生育率的這樣的一個政策有一些聯系。那麼再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的家庭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在幾十年前,我們的家庭,平均的家庭規模大概是能接近5個人,平均的家庭規模四點幾個人,最高的時候。但是現在呢,已經連續家庭規模在3.1個人,就是全國平均家庭現在就隻有3.1個人,家庭的結構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就是從原來的大家庭逐漸逐漸變成了這種小家庭。以前我們在現實當中也能觀察到以前四世同堂,像還有一個話劇講以前的北京人口,現在你幾乎在現實當中,很少能見到四世同堂的家庭了,三世同堂的都不是那麼多。我們那個三世同堂的家庭在全國隻有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一代戶、兩代戶的家庭,三代及以上的家庭都低於了20%,所以這個家庭結構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比如大家議論有這個“四二一”的家庭,有這個獨生子女的家庭,所以這樣對我們的家庭的功能,對養老都會產生很多不利的影響。那麼到了今天,我覺得剛才說的,這樣的形式下,放開單獨生育“二孩”這樣一個政策還是很必要的,也很合乎時宜的,也很順應民意,也很順應我們現在人口變化的情況和國情。
孫曉璇:說得太好了。那您剛才也談到那麼多的問題,還談到我國老齡化的問題特別嚴重,那翟老師,為什麼我們不普遍來推行二胎的政策呢?
翟振武:因為我剛才說到了中國還面臨著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的問題,並不說我們為了要解決老齡化的問題,我們就要去放棄人口數量的這種調控。因為中國現在的人口問題,既有人口數量的問題,也越來越面臨著人口結構的問題,所以兩方面的問題,方方面面都要統籌來解決,數量、結構、分布都要統籌來解決,才使人口能夠均衡發展。所以您說得很對,如果要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老齡化的緩解一定比放開“單獨二孩”的政策能夠更加的有效。但是同時,你這個出生的人口又會增加的更加大量,總人口的增長就會更快,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是兩相比較,我們要選擇一個均衡點,既能夠比較有效的控制人口的繼續的這麼大規模基礎上,繼續的這種過快的增長,同時又能夠比較有效的緩解我們老齡化的趨勢和緩解勞動力今后長期短缺的這樣一種局面。所以我們這個是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的一個結果。
孫曉璇:恩,明白了。那您覺得我們得滿足哪些條件才會可能邁出這一步呢,就是普通推行二胎政策?
翟振武:我覺得這恐怕是要有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因為要突然一下子放開二孩的話,在短期內我們累計的生育量會非常的巨大。我算一個簡單的數字就行,但實際的情況可能要做很多數學的模擬測算,比較復雜的模型。那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很粗略,中國現在有1億5千萬的獨生子女家庭,也就是說,有1億5千萬獨生子女。那麼其實就意著有1億5千萬獨生子女的家庭。那麼你想1億5千萬獨生子女的家庭,其中要刨掉一些女性,過了50歲了,因為一般的過了50歲就…
孫曉璇:沒有生育的能力。
翟振武:沒有生育的這種能力了,那麼要刨掉一些,刨掉的也不是很多,也就是你還剩下這些年紀大的人,他這個獨生子女還少一點。所以還剩1億4千萬左右,那麼這些1億4千萬左右都隻有一個孩子的家庭。那麼如果他們要全面生育二孩政策下來以后,也就是說你這1億4千萬的家庭都有可能來生育第二個孩子,而且因為計劃生育實行這麼長時間了,這個1億多隻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在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大概都會在四、五年的時間內來完成他們生育,他不會拖的很長了,那麼在四五年的時間內完成生育。你想1億4千多萬,假定這個其中有60%、70%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就跟生育願望也有關系,那大概也有九千多萬,一個億的出生量。那麼這一個億分在四五年,你想想在每年大概都能有兩千萬的新增加的出生量。所以,突然的全面放開二孩,我覺得在人口總量,在出生人數的大起大落的波動上,都會有不利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還是從“單獨二孩”開始,然后進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完善和調整,還是比較穩妥,比較平穩的一個策略。
孫曉璇:我這裡有一個數據說,最新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中國現在總人口在13億7千萬左右,而且仍然在持續增長。在現一階段推出這個單獨二胎,會不會對我國的人口狀況產生哪些影響?
翟振武:我覺得人口總量增長會更快,這個是沒有疑問的,因為你出生人數大量的增加了。但是從增加的幅度來說,因為是“單獨二孩”政策,所以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大概是一百多萬、二百多萬這樣的一個水平上,所以對整個人口來說是增加了一些,但是影響還沒有那麼大,這是第一個方面。另外,雖然總人口的總量增加了,出生人數增加了,但他對緩解老齡化的程度,推遲老齡化的進程,對緩解未來勞動力供應的這種程度,對完善家庭的結構,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利。所以,人口雖然在增加,但是由於這個方面情況能夠得到改善,綜合起來還是我剛才說的,還是要使人口能夠長期均衡的發展,所以“單獨”政策還是非常的,我覺得還是非常合理和科學的。
孫曉璇:這個單獨二胎的政策一經公布,就引起了全國非常大的反響,有一些獨生子女夫婦形容自己的心情是這樣的說,有人幸福,有人糾結。因為什麼呢,享受權利是一回事,但是享受得起權利又是另外一回事。您認為現在面對單獨夫妻的這些糾結,“單獨二胎”的政策能不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呢?
翟振武:因為這個是經過大量的調研、測算,就是確實是現在的很多家庭即使政策條件允許他們生第二個孩子,但是有很多的家庭也不願意生第二個孩子,各種各樣的考慮,各種各樣的原因。您剛才說的是,能不能享受得起這樣的權利,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了,我們管這個叫做生育成本。
孫曉璇:對,生育成本太高了。
翟振武:生育成本比較高,那麼很多家庭就承擔不起,所以他不願意來用這樣高的生育成本來生第二個孩子。我覺得這應該說還是比較正常的情況吧,因為在世界其他各國,很多歐洲的地方,生育率之所以逐漸逐漸的下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城市化的水平在不斷的提高,在城市裡生育、養育孩子的成本,在不斷提高,包括直接成本和也包括了間接成本。比如說直接成本就是說的養育孩子花費多少多少費用,直接要教育投資,生活投資,都要花費很多費用。另外還有很多的間接成分,比如在城市裡面,那麼他需要…多數婦女都有工作,職業婦女,要上班,在工作當中還要作出一定的成績,還要努力工作。所以方方面面,而且孩子…從西方這個角度來說,生育孩子有成本,那麼也有收益。比如說在以前生育孩子,包括中國以前生育孩子也要期盼著,從孩子身上能獲得很多的收益,養兒防老,這是他的一個重要的收益。那麼在現代的城市,現代社會的發展,包括在城市裡面有了退休金制度,有了養老保障,有了醫療保障等等,人們對孩子的依賴,對養老對孩子的依賴變得越來越弱化了,所以孩子的收益,在這方面變得越來越降低了。所以生育成本的,養育孩子成本的上升和孩子收益的下降,使得在很多歐洲的國家裡面,人們的生育率,沒有人來要求就逐步逐步的下降了,包括現在的日本、韓國都是一樣的情況。我想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中國,中國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生育率觀念上就發生轉變,不願意生太多的孩子。那麼當然裡面包括了關於生育成本的這方面的考慮,而且還包括了生育觀。以前中國還有傳宗接代的這種觀念,但是現在可能生育成本的考慮,對年輕人來說更多一點。這是在大量的調研當中,特別是城市的青年,是他們生育率比較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不管怎麼說,畢竟在整個城市裡面,我們的調研都可以看到,大概在城市裡面還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他願意生第二個孩子。
孫曉璇:還是大多數的。
翟振武:是大多數的。就是像這樣,隻願意生一個孩子的,那麼大概也就30%—40%左右這樣一個水平,甚至還有人一個孩子都不願意生的,這個比例就更低了。
孫曉璇:丁克家庭。
翟振武:對,更低了。
孫曉璇:翟老師,衛計委表示“單獨二胎”政策的推行全國各省不設定統一的時間表,為什麼不設定統一的時間表?
翟振武:因為這個是在全國有一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是全國性質的。但是具體計劃生育條例都是由各個省,自己的省的人大常委會或者是省的人代會來制定的。所以每個省實行了什麼樣子的計劃生育條例,各個省之間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江蘇的計劃生育條例,和河南的計劃生育條例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在江蘇它的城市和農村,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那麼在河南,城市裡面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那麼在農村的家庭可以生,我們叫做1.5個孩子。就是說他在農村,如果這個夫婦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他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那麼平均起來,大概這個人群生的孩子是1.5個孩子。因為農村夫婦生第一個孩子是男孩的時候,就不再生育了。所以平均起來是1.5個孩子。所以像江蘇計劃生育的條例和河南的就很不一樣。所以因為計劃生育條例本來在各省就都不一樣。那麼關於啟動單獨生二孩的政策實行以后,各省要想實行落地“單獨二孩”的這個政策,就必須要修改自己省的計劃生育的條例。那麼這個修改,各個省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有的早一點,有的晚一點,有的快一點,有的慢一點,所以不可能設一個統一的時間表。
孫曉璇:一刀切。
翟振武:不可能設一個統一時間表了。那麼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全國不設統一的時間表,有的省快一點,有的省慢一點,從客觀上,結果上來說,它還有利於消減我們出生堆積這樣一個高峰。因為各個省有先有后,就不會說都在生育政策公布后的第二年,大家都一起在那生育第二個孩子。像有的省可能在第一年生得比較多,有的省可能在第三年,第四年生的比較多。所以通過修改條例的時間不一樣,客觀上也有利於這個出生高峰的平緩和消減。
孫曉璇:考慮的還是非常全面的。
翟振武:舉例子來說,比如像…最典型的比如說西藏,你可能單獨的家庭比例就非常低,因為那地方獨生子女都很少,當然西藏也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對藏族我們沒有任何計劃生育政策的要求。我隻能說原來生育率比較低的地區,它的單獨的比例就會比較高。那麼原來生育率比較高的地區,它的單獨家庭的比例就會比較低。所以對各個省的影響的情況也不一樣,對城市跟農村的影響也不一樣。比如像北京、上海,可能影響的面就會比較大。因為單獨家庭的人數,相對比例和人數相對都會比較多一點。而你到小城市或者縣城裡面,你會發現單獨家庭的比例會相對少一點。你要到農村,可能單獨家庭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我覺得還是各個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制訂自己的…通過修改這個計劃生育條例的時間。我覺得這是對的,中國做這些政策不能一刀切,他得根據實際的情況,因地制宜來修改他們的條例。所以每個地區、每個省,他的“單獨二孩”政策落地的時間,我覺得也會是不一樣。
孫曉璇:感謝翟老師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當中,“單獨二胎”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全面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