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3年前宣布，人类21世纪最伟大的义务，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和健康。经济学上有个重要发现，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进入一个“拐点”。跨过这个拐点，幸福和经济收入就不再正相关。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挣钱，都不会显著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目前，中国已进入这个“拐点”。根据联合国度公布的2017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中国的幸福指数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79位，但仍较居后。
如何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培养获得幸福的能力呢？
崛起于新世纪的积极心理学，被称为“帮助人类发挥潜能和获得幸福的科学”。作为该学科奠基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教授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习得性无助”概念的提出者。1998年，他又创建了一门心理学科——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旨在研究如何生活得快乐、成功与有意义，通俗地讲就是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塞利格曼教授指出，超越物质层面后，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一是人际关系和谐。心理学研究发现，特别幸福的人与其他人的最大的不同，是善于与人相处，有很多朋友，有情感支持；二是有集中精力做事的“心流”；三是能为更多人带来利益。
“获得幸福的秘诀之一，是找到你的最大优势，并用这些优势经营你的工作和生活。”塞利格曼教授说，“幸福就是有意义的快乐。”
采访实录
记者：您对中国的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发展有什么看法？
塞利格曼：中国的心理学的未来应该着重于让人民的幸福感增长赶上经济的增长。中国在经济建设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我觉得注意力该转移到增加大众的幸福感上，而心理学就应该迎合这个趋势。就像金融关注如何盈利一样，心理学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关于如何让人类更加幸福。
记者：在近几年，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增长，可是社会上“不幸福” 、“不满足”的声音也逐渐加剧。请问美国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您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分析？
塞利格曼: 美国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段。可以说，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变得越来越强。可是当个人收入达到了一定额度，在美国来说大概是十万美金，收入和幸福感就不再成正比了。增加的收入未必能代表增加的幸福感。
记者：最近有关于阿法狗（alpha go）的新闻似乎有很多人关注。也有很多人担忧人工智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请问您觉得科技到底是否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
塞利格曼:学术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里面也蕴含了很多偏见。有一种看法是，当你在科技上花的时间越多，你和人的当面接触就越少。而人们的幸福感是建立在和他人的接触上的，所以结论就是科技减少了人与人的当面接触。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举个例子，我是个桥牌爱好者，在过去每年我都要花六周在世界各地打桥牌。这一段时间我便无法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了。最近二十年里，由于科技的进步，我可以每天花几个小时在网上玩桥牌，其他时间陪伴家人。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又解放了人们的时间。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就具体问题综合考量科技对人的幸福感的影响。
记者：能谈一谈科技对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吗？还有积极心理学是怎样进行研究的？
塞利格曼：科技和积极心理学交叉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是测量方法。测量人均幸福指数有很多方法。Well-being这个词和英文的PERMA同意。PERMA是正面情绪（Positive emotion），参与感（Engagement），健康的人际关系（good Relationship），做有意义的事（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的首字母缩略词。其中测量PERMA的一种方式是调查问卷，但是这种方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卷很唐突。如果我突然问你“你现在有多幸福？” 我其实是在打断你自然的处境。而通过问卷上类似的问题统计出来的结果可能加入了为了保护个体名誉的回答。你可能会在这些唐突又强加于人的问卷上撒谎或者给出夸张的答案。而且制作这些调查问卷还很贵，所以H+Lab决定舍弃问卷的形式，然后转用大数据（*注：清华H+ Lab是赛里格曼教授也支持过的一个项目）。幸福感，PERMA，在英文里有所属的专门词汇。在英语语言里，有大概五万个词汇可以表达幸福感或者不幸福感。我不知道在中文里大概有多少词。但是可用采用一样的方法来测出幸福感——那就是不再直接询问“你有多幸福”，而是从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上找出有关幸福感的词汇，然后从人们用词的变化里可以找出幸福感的变化。举个例子，如果中央、省级或者地方政府想要知道建一栋图书馆，设立一个新项目，或者开一个新的公园是否会提高居民们的幸福感，不要直接使用调查问卷，而采用测量人们在微博、微信上对此项目用词的变化更加有效。我们假设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要让人民的幸福感提升。” 如果采用问卷形式，情况可能会因此隐瞒。如果想知道更加直接的现状，你不能干扰人们真实的想法。社交媒体可以给测量者更加实惠的、非强加于人的、真实的状况统计。（科技和积极心理学的）第二个交点是科技本身。你可做面对面的实验，让实验者去参加一个感谢会（Gratitude Visit），然后让他写下感觉不错的几件事或者人（Gratitude Visit 是积极心理学采用的一个方法）。但是这种统计数量有限。当你想测量大量人均数据时，使用大数据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结果。所以回到你之前的问题，积极心理学从两个方面因科技收益。第一个是更好的测量方法，第二个是促进和提高积极心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还有什么想对中国观众阐述的吗？
塞利格曼:在中国发展现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研究幸福感的专家。因为我相信财富是为了人们的幸福服务的，而非本末倒置。因此，当财富增长不再和人们的幸福感成正比时，我觉得这就是H+Lab实验室产生的原因。我们现在研究的是，除了财富外，到底什么才能让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本片记者：Sydney Zheng
责编：陈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