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關注時事報道,聚焦熱點話題,歡迎收看《海外網焦點對話》。本月5日到6日G20首腦第8次峰會將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那麼作為本次的主席國俄羅斯將增長與就業作為兩大議題,並優先提出了的八大選題,首先就是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框架。就業,發展國際金融架構,加強金融監管,能源可持續性發展,促進多邊貿易和反腐。那麼在增長框架和國際金融架構改革下,又分別引入了兩大最新的議題,就是投資融資和政府公共債務可持續性。縱觀天下的經濟局勢,在目前經濟復蘇緩慢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擔憂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政策(QE),在這種大背景下本次的G20領導人峰會格外受關注。如何破解增長的難題,IMF數據改革真的是不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本次的峰會會不會取得一些豐碩的成果呢,我們本次節目請到了二位重量級專業級的嘉賓(來給我們分析)。首先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黃威老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鳳英老師作客海外網演播室,來共同探討今天的熱點話題。那我也提到了,本次峰會的主題是增長跟就業,首先我們來展望一下本次峰會,二位老師有什麼樣的期待,縱觀全球的經濟,我們覺得本次的峰會會有哪些看點。
陳鳳英:剛才你已經講到了,這次分會有8個看點,我們應該看到世界經濟出現了拐點,因為這次大家會關心一個增長與就業,為什麼會這麼重要的提出來,我們說金融危機到今天已經第五年,世界經濟依然低迷,而且出現了麻煩期,我們看到的不是發達國家,而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他們出現了一個麻煩以后,就會出現現實問題就是QE問題,美國提前退出,這樣引起了全球資本可能大量流動這樣會引起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的不穩定,尤其是金融市場,這次會議上很有可能對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穩定性應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大家的討論,如何管理全球金融經濟形勢這個拐點出現,而不引起新的振蕩,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說美國量化寬鬆的退出問題。
第二個問題,發展問題。因為到了今天,世界經濟發展雖然還在復蘇,但是在分化,美歐日在分化,新興市場也在分化,金磚國家也在分化,市場前景的發展不協調,不可持續,我想發展的問題肯定要明確提出來。
這倆問題我們應該看到國際貿易,國際資本,因為現在的經濟為什麼出現拐點,很大問題上是國際貿易增長低迷,比方說去年就是低於世界經濟增長,另外全球資本,我們說直接投資去年增長18%,今年也增長不了多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激活國際貿易,國際資本,也就是我們說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反對無謂的引起國際競爭的匯率戰。有個看點:金磚國家,每一次G20峰會當中之前都會有一次會晤,這一次他們要推出一個應急准備機制,事實上我們在今年3月份金磚國家會議已經提出,但是沒有推出,而這一次要推出,它推出的時效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新興市場面臨金融風險的情況下,他推出了高達1000億的外匯儲備,我們看到了新的IMF責任在出現,也就是說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可能要為了自己防范自己的金融風險就退出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黃薇:我覺得陳老師已經講得很好了,對於整個現在全球的經濟局勢有一個非常充分的表述,我也有一個同感的感覺,現在應該講,全球經濟從危機之后其實我們一直在說,現在是處於后危機階段,但是實際上這個危機老是若隱若現的出現在我們身邊,似乎有一些隱患,開始發達經濟體出現問題,接下來美國可能變好了一點,但是新興市場又開始出現一些局部的問題,現在我想對於全球經濟治理層面上講,到底怎麼樣去完成我們所提出的這個強勁可持續性平衡增長,這個問題應該說是所有國家都有共同的一個目標想去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的基礎,過去我們來治理增長的問題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債務出了問題就去治理債務,投資,經濟不行了,國家就開始刺激,現在來看,我們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在這一次看到,俄羅斯作為主席國應該說邁出了非常有意義的一步,他在增長框架下開展了一個新的議題叫做為長期投資融資,您剛才說到這個東西。這實際上就說明G20國家已經開始在尋找增長的增量所在地,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夠用傳統的方法解決經濟增長,我們就應該創造一些增量的空間或者領域來去培養全球向上穩定增長相好的趨勢。當然今年是第一年,所以可能還看不到非常顯著的特點,但它需要時間,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步。
主持人:二位老師說的問題給我的感覺是豁然開朗,但是我們今天甄選了非常多的專業性的問題,我們在眾多議題當中,也有提到說是美聯儲的QE退出的外溢性影響很可能成為最主要的議題,目前以印度印尼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的波動已經令人擔憂,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此前表示,作為全球最主要的貨幣發行國,美國必須要考慮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影響,特別是其退出超常規的貨幣政策時機和節奏,陳老師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陳鳳英:我想這個會議可能從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非常關心美國量化寬鬆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震蕩,你說的外溢性的負面的影響,但是我認為這次會議上我們比較難,我們面臨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他的霸佔意識是在上升的,他已經感覺到自己已經恢復了從金融危機的狀況,所以他很有可能會反對這一個公開或者多變場合考慮他的量寬推出,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這是一個由二十國集團組成的,所以我想新興市場應該首先團結起來討論這個問題,要求IMF應該參與或者監督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我們首先看量寬退出 它是從非常態走向常態的過程,也就是原來是一種在低劣的情況下為了制止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我們說的他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去退出,現在說美國在這一個月9月份就開始,所以他是走向常態,那麼這種長期發展應該說是健康發展,是必須的,但是打擊的震蕩會非常大,如果我們從經濟理論上分析,從來沒有這麼一種量寬,如此大的規模,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如過推出,不知道全球會怎麼樣,因為我們掌握的數字過去5年當中有5萬億美元流入了新興市場,因為他們的量寬,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美國應該在G20的多變來討論,不管他同意不同意,首先他退出必須有序,退出的政策必須透明,他退出的應該要有個IMF的通告,甚至有監督,在這種的情況下,他要退出影響可能會縮小。
第二個,應該看到量寬退出事實上已經在開始,也就是5月22號伯南克提出可能要提前退出量寬,市場已經做出反映,比方美國的股市從15000點回到14000點,我們看國際資本已經往新興市場流出,印度和印尼,巴西,南非,我們看到俄羅斯及中國都面臨這個問題熱錢已經往外流出,所以市場已經在預期,這種預期的結果是新興市場非常紊亂,我們從前沒有見到這種案例,它的沖擊有多大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一定要強調它的漸進有序,如果在短期內退出世界肯定會亂,首先我們的資本市場,新興市場可能會坍塌,股市可能會進一步大幅下跌,所以我想這一次的G20峰會上不管美國態度怎麼樣,但是新興市場一定要討論,我們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周邊日本,事實上安倍經濟學如果出問題,可能的沖擊對亞洲來講要比美國量寬還大,所以這次會議上一定要討論一下發達國家在過去五年的量寬,尤其是現在的安倍採取的不顧一切的量寬方式必須要有序性,他的極端行為會影響到我們的新興市場,我們或者金磚國家能不能拿出一個方案,要不就IMF,有序的要求這些國家推出,但是我認為這個風險很難預期,但是事實上已經在預演,風暴有多大我們很難說,因為歷史上經常是這樣的,也就是我們看到的上世紀70年西方石油危機最終引起的就是拉美和前蘇東的債務危機,而拉美持續了20年,我們叫拉美陷阱,蘇東雖然有制度的問題但其垮台也有一定原因就是外債問題,這一次我們要防范一次,不完全像東涯危機那樣,可能是像過去80年代那樣的債務危機,所以這個問題我想應該關注,但是美國肯定不太願意,所以我想新興市場和金磚國家一定要聯合起來,要求美國,要求IMF做出一定的安排。
主持人:作為常規議題,有關完善全球治理機制的話題也是被外界關注,而且這個問題好像是與日俱增的,其中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提到的IMF份額改革是最核心也是最艱難的部分,根據改革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到1倍,成員的份額比重進行調整,6%的份額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美國國會還沒有批准IMF第14次的份額改革的國內立法程序,改革進程一直難以推進,我們知道黃老師是研究全球治理的,您覺得本次峰會上您對改革有什麼期待?
黃薇:這個問題我們一直講說,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它不僅僅是對國際基金組織的份額改革,有更深層的意義,在於發達國家說的你新型經濟起來了,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責任跟權力是並行的,你光要求我們承擔責任,但是在當我們說要提高我們的投票權和份額的時候,你又在進行阻撓的話,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這是它這件事情背后一個深層次的含義。
另一個方面講,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本身它是在二十國已經通過的一個決議,2010年的峰會上就已經宣布要進行改革,但是美國的困難,實際上還有其他國家,美國的困難在於國會沒有通過,國會有一些保守的力量,實際上我們有一次跟美國哈佛大學一個教授Richard Cooper開玩笑說,美國的國會議員是不是想省事,干脆兩次一起,討論了第15次以后,然后以此來批准。這雖然只是一個玩笑,即使到了第15次份額改革之后,國會通過的難度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對於美國的外交來說是一個軟肋,為什麼是軟肋?第一,政府層面奧巴馬他實際上是批准了,也知道背后的含義是什麼,知道現在對於全球治理的認可,但是國內還有很多反對的,這是他們政治的激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比較困難的,而且我也知道美國很多學者在推薦在呼吁說要要求國會通過這樣一個改革,這是我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陳鳳英:我想補充一下這個問題,我認為IMF的份額改革這是其中之一,應該說這是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們現在要改變的國際貨幣體系也好,或者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也好,實際上要改變原來我們認為不公平的做法,這個架構實際上是不列顛森林體系留下的,現在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出現了一個東西共治這種格局,所以他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所以份額分配只是其中之一,我認為IMF改革還有一個核心問題是一票否決制,2013年1月份改革沒有到位就是因為美國持有17%的投票權,IMF裡面有一個規定-85%,他就是一個一票否決,如果他不同意,IMF就沒法改革,相對多數和絕對多數,比如1/3票,那美國這票我們可以不去考慮他,現在要打掉一票否決制。第二個我認為SDI要改革,特別提款權是一個現實問題,現在隻有四種貨幣,人民幣還沒有資本項目開放,但是我們知道事實上日元進入SDI的時候資本項目就是沒有開放,但是他已經進入了,為什麼現在一定要我資本項目開放才能進入。中國人民幣進入sdi對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非常有利,等於承認中國人民幣是國際貨幣。我認為SDI必須改革。第三個改革,事實上仲裁,WTO現在是巴西的已經來了,前期做得還是比較好的,但是我想從IMF和世界銀行都應該有改革,也就是說總裁和行長必須要是全球性,我們不叫打掉,我們叫改變一種方式,以人而不是以國。最大問題我還認為,機構裡邊的人員組成,比方說則董,名額中已經有兩個事從歐洲拿出來的。首先一定要有人進去,才能改變這個機構,才能有真正的報告傾向於剛才你講的新興市場,有利於新興市場或者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報告出來,現在這個報告在他們手裡,他下的基調不對的話,大家就跟著他唱,所以整個機構改革是個長期的,份額是其中之一,而這一次份額能不能改,也還難說,因為美國一票否決,如果一票否決我們已經否決它了,那我們就不存在,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以三分之一票為主,所以我想我們的改革應該還是路途非常遙遠的,但是如果在15次改革當中能不能做出一個實質性的改革,因為14次就是這樣的份額嘛,我想份額只是一個表象,但是實質性的問題還沒有觸及。
主持人:這條路很艱難,但是二位老師分析之后,我們覺得確實曙光就在眼前,離我們不遠了。現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如何破解增長難度也是成為G20峰會上的重大熱點,經濟學人智庫EIU指出,今年將是全球經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而經濟增長下滑的大部分原因在新興市場國家。那如何讓這樣的經濟引擎重新提速,陳老師有什麼樣的見解?
陳鳳英:首先我要否認經濟學人的判斷,我認為決定不是發達國家引領,依然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引領,明年的歐洲是正增長,美國的經濟今年還是低增長,明年可能會到2.5%以上的增長,日本可能會做出一點,我們看到的比方說3G美歐日的經濟特別歐美明年會比今年好,所以如果明年說這個話,可能是他們為主,我們依然是同樣重要的牽引,也就說世界經濟有兩個龍頭,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牽引,今年絕對不是,所以他的結論做得不對,到現在為止,我們不能指責新興市場,因為新興市場在過去五年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70%,如果沒有我們的增長,今天的市場是什麼樣,我不敢設想,也許也就是說我們說是1929年到1933年的情況,但是這一次沒有發生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就是因為新興市場,但是現在新興市場為什麼又出現疲勞症呢,因為他是透支的,他沒有這麼大的能力來支撐世界經濟發展,所以現在到了一個麻煩期,也就是調整期,而到調整期當中他依然還在貢獻,今年我們雖然說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在減速,但是起碼他們增長還在5%左右,發達國家不要高興太早,因為歐洲依然還在衰退,前年還是零以下的增長,而美國今年要自動檢測影響GDP是1.5個左右,你有什麼那麼值得高興的呢?而新興市場又是在過去五年透支情況下進行調整,這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想現在的世界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認為應該說的主要責任在哪,當然還要談自己的問題,所以對於新興市場,轉型是必須的,但外部環境一定要制定好。紊亂的外部環境,帶來最大的問題,是資本坑,是填不滿的,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面臨國際經濟轉型的拐點,發達國家五年以后開始有一個相對正常的發展情況下,把問題轉移到了我們這裡,所以我說他們不該轉移危機。
陳鳳英:如果我們善良的說他們是計算上的錯誤,我們不善良的說他們就是惡意炒作,然后唱空你,我們認為歷史上都有發生過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危機漲價,如果我說得不對,但是有一個現實問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就是美國引起的,歐洲有結構性問題,但是他可以內部消化的,但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使他買了很多次貸,他的私人債務變成了國家債務,希臘是最明顯的,首當其沖就是國際貿易大幅下降。海洋業和旅游業都沒有了。所以我想如果沒有美國的這次危機,歐洲主權債務能發生嗎,如果美國量寬退出無序的話,新興市場就會危機化,如果有序的話,新興市場可能就是麻煩,但是又形成了倒逼機制,使它加快了改革,也許它的生機就來了,它靠持續發展也許在這一次就會出現,所以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拐點,或者叫十字路口。
主持人:在本次峰會前的最后一次G20才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不少歐美國家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有一些擔憂,他們有點嫌棄我們的感覺,並且提出希望中國採取一些積極措施來提高經濟增速,以此帶動其他國家的經濟復蘇,而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中國不會因經濟增長的一時波動而急於採取經濟刺激計劃。針對這個問題,黃老師先發表一下觀點?
黃薇:比如跟歐洲有自貿區的建立,他們看中了中國一個非常龐大的這樣一個消費市場,所以市場在這兒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消費市場,實際上它也能夠引向經濟有一個更好的態勢,除了市場之外,中期還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說政策,如果有良好的貨幣支持的話,能對財政做到一個很好的調整過程,不對經濟造成負面的制約因素,實際上也是有助於經濟進行穩定增長的。短期因素,比如像國際環境,陳老師說得很清楚了,不再說了。另外還有就是信心,因為我們看到對新興經濟體的危機實際上來自於信心上的缺失,大家覺得新興經濟體可能會出問題,但是問題在哪裡也不是特別的清楚,但他們會因為喪失信心而導致資本有大幅度的逆轉,而資本方向的變化也會影響這個國家經濟的活動產生一些變化,這些一些關於增長的因素。
陳鳳英:我想補充一下,也不是說陰謀論,但是事實上這一次的唱衰中國,或者唱空中國,我們應該看到是有惡意或善意兩個方面的,惡意的事實上剛才黃老師已經講到了,可能已經唱了20多年了,都在說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要完了,這就是惡意的,我們說戴著有色眼鏡去了解中國,他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中國。永遠把中國當做是意識形態問題,第二個惡意是什麼?國際上的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能十年以后或者十五年以后會超過美國,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而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富人聚集購買世界,國際貿易我們佔比例很大,4月份商品貿易已經超過美國了,這樣的一個架構下,他擔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他就開始要說你不行,我想John Nash就是其中之一,哈弗大學的,他是屬於惡意或善意之間的,但是惡意唱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想善意是主要是看到了中國經過的問題,怕中國出問題,世界經濟被拉下去,這是說所有讓中國要救市,他看到了中國地方債的問題,影子銀行問題,還有信貸泡沫問題,還有房地產價格問題,我想這也是事實,所以看到了這些問題,他要積極的要求中國進行改革,或者救市,這兩方面都有,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前面有惡意成分。另外一個看到中國經濟出現拐點了,如果沒有金融危機,中國應該在2008年經濟增長的極限已經到了,因為他不可能再有一個2010年10.4%的增長,這個就是我說投資發展的結果,因為我們進行了4萬億的投資,這個量是非常大的,應該說幫了世界經濟避免了一次大蕭條,但是由於這樣的一次投資以后引起了后面的問題,比如說地方債等等一些問題,所以我想由於我們出現了一個透支發展引起了現在的這種信貸泡沫。。。中國已經意識到第二次改革,它會爆發出一種制度優勢,而這種優勢會帶來中式增長,你講到了我們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已經是群體性的發展,有一個消費群的出現,再加上新型城鎮化建設,所以內需是有支撐的。第三個問題,大家都認為它是問題,中國的發展差距,為什麼中國不會出現日本,就是因為收入分配上還有差距,我們有很多窮人,我們還有3個事件,中部和西部地區是落后的,我們如果有錢就可以把中部和西部搞基礎建設濺射,這樣東部可以升級產業,這樣服務業又到了井噴式的發展,第四點是最重要的,我們新的政府非常明確自己要建一個中國的升級版,他們的意志非常堅定,自信心非常強,這麼一個架構下的經濟怎麼會是日本的呢,但關鍵不能自傲,如果說中國做好自己,就不要強迫我隻有高增長,我合理增長,可持續增長,升級版的增長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因為我一個GDP的增長就是1000多億了,所以不用像以前那樣高增長,也不可能出現,不然世界經濟要成問題,低增長和中增長才是對中國一個最大的貢獻。
主持人:,所以說,無論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是什麼樣的,我們中國處在拐角點,全世界出在一個經濟拐點的時候,我們要走出屬於我們新興經濟體的特色之路,今天再次感謝兩位老師,首先作客我們海外網的演播室,希望接下來會有更多合作的機會,跟我們共同分享更多專業,更資深的話題,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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