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蕾：海外網的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焦點對話》節目，這兩天輿論關注焦點的話題當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頒布的微信十條，今天海外網的演播室請來了兩位國內新聞傳播學屆大咖級的博導，他們分別是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胡正榮教授。
    胡正榮：各位海外網友大家好。
    徐蕾：另外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輿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喻國明教授。喻教授您好！
    喻國明：海外網的網友大家好。
    徐蕾：首先我們說第一個話題，8月7日網信辦正式公布公布了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暫行規定，主要從行業的資質、隱私的保護，還有實名制注冊、備案審核，內容限制等方面，對即時通信平台以及用戶的規范做了很多的界定，並且明確了對違規行為的處罰，有人說這是中國互聯網規范管理的一個升級版，二位對此怎麼看？
    喻國明：的確現在以微信為代表的即時通信工具，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彼此之間交流，獲知各類信息，無論是社會性的信息，還是個人性的信息，圈子的信息，最重要的一個傳播的一個渠道，我們可以看到比如說無論是在大家聚會的時候，還是在地鐵、公交車上，大家都成了低頭一族，大家都在看著手機，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跟微信方面做閱讀，交流等等，所以一個事情，就是它的影響力越大，對於社會的責任，社會給予它的相關的規則和規矩當然也應該相應的跟進，我想這可能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徐蕾：順理成章一件事，胡教授怎麼看？
    胡正榮：我覺得像即時通信來說，在互聯網裡面是一種比較新的應用，盡管有幾年，但是之前對互聯網的管理，更多的可能是在比如說ISP，或者一般意義的ICP的管理上，這次是專門針對一個即時通信工具的，特別是即時通信工具平台上公眾信息傳播的，一個指向性非常明確的管理規定，從歷史角度說，應該算互聯網信息管理的一個，可以叫升級版，或者叫做一種新鮮的，針對性更強的，更進一步管理的模式。所以我覺得應該隨著歷史的發展，互聯網上的應用不斷在增加，或者不斷在變種的情況下，互聯網本身的管理也要更新、改變升級，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改變。
    喻國明：互聯網有句話叫迭代，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快速變化的各種情況來做出相應的反映，相應的變形，相應模式的更新，我想管理方面也應該是這樣，根據各種各樣的形式，有的時候要管理的相對來說嚴一點，但是也可能根據某種形式的變化，它也要管理的相對寬鬆一點，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因事而變，根據各種情況來進行考量，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樣一個東西。
    徐蕾：因事而變、順勢而為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一個過程，是走到這一步了。那我們也知道在規定中最受輿論關注的焦點就是公眾帳號，沒有經過批准，是不能發布時政類的新聞，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規定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那些有關時政類的公共帳號和自媒體，自媒體很多也是涉及到這方面，兩位對時政類新聞定義怎麼看，什麼是時政類新聞？另外你們認為攝政的公眾帳號以及自媒體，他們未來的路會怎麼走？
    胡正榮：這個規定一個針對性可能是，裡面有幾個問題需要界定，首先對時政如何界定，時政新聞怎麼界定？這涉及到一個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問題怎麼看，如果時政新聞指當下和當代發生的，那就叫時政新聞，或者今年或去年發生的。現在正在熱播的叫《變革時代鄧小平》這個電視劇，講三十年前的事情算不算時政，因為其實它也是時政，因為它是中國今天發生的每一切東西都是三十年前延續下來的，有一個歷時性的界定問題，就是對時政新聞如何界定。還有一個共時性的界定，就是要考慮到，時政新聞是狹義的新聞，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消息，專稿，隻報道或者以報道事實為主的新聞，還是把它拓展到新聞之外更多的言論，我們通常所說的裁寫編評，不光這些東西，我們新聞業務的范疇，是不是也要拓展到這樣的一種范疇。說到另外一個問題，它對公眾帳號，特別對自媒體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個人觀點是這樣，首該說術業有專攻，因為對自媒體來說，發表事實和發表觀點，盡管都有它的權力，但是我始終一個觀點，新聞本身事實是唯一性的，但是觀點是多樣性的，所以如果說我們對新聞做一個明確界定，做管理的話是好操作的，因為你說的是事實還是說的假話，這個界限是很明顯的，但是觀點不好說，因為同一個事物可以從五個角度看，十個角度看，一個角度看，而且可能八個角度都不錯，也沒有什麼明顯的對與錯，只是不同的層次，或者不同的角度。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領域對媒體體下一步發展，對規范他們的行為來講，其實可能還需要更細可操作的辦法，因為不是說自媒體從明天開始新聞言論就不要發了，自媒體就不發了，會不會有新的變種，我始終這樣認為，在社表平台，或者叫即時通信上，尤其在以基於互聯網各種應用上，剛才喻教授提到名詞，就是迭代是非常快，你的這種變化、變種是非常快的，因為我們新聞題材，新聞體裁都會因為渠道不一樣發生很大變化，很難界定，這個問題突出。
    徐蕾：比較突出對時政新聞的界定，喻教授怎麼看？
    喻國明：我覺得按新聞本身的經典的定義，肯定指的是事實的傳播或者報道，一定是跟事實相關的，那麼言論跟事實之間有互相交融的趨勢和表達，但是畢竟言論是言論，事實是事實，是兩種不同屬性的內容，所以對它的管理是否用同樣一種方式，同樣一種規定管理，也是在執行當中，或者在實施細則當中需要有詳細的管理的。以我的判斷來說，應該是這樣，任何一個規定的提出，都是要有一個叫目標訴求的，也就是說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利大還是弊大，沒有絕對有利的，也沒有絕對有弊，我們要做政治性的，或者是利弊性的考量。對現在互聯網管理而言，真正有弊害，是謠言肆虐，或者造成社會的影響，所以要管住事實，這可能是當下政府管理的當務之急。那麼在這樣一個管理當中，其中有兩個方面，一對於發布本身主體進行管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誰有資質去進行事實的發布，尤其進行廣泛公眾性質的發布有一定的管理的。還有一塊同時也需要有一個對稱性的要求，政府相關部門，或者相關責任主體，當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你能不能在第一時間將真相告訴社會，不讓社會在各種猜疑當中，等待當中，在黑暗當中去摸索，因為現在這個社會裡面，一旦信息不明，就等於在一個黑暗當中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這種保障機制也必須從國家的角度，從政府角度說，也要做出保障，與這方面實施相應的管理，或者比較嚴格的規定，才有道理和落地的價值在裡面。第二我同意胡老師的意見，言論意見評論這樣一種東西跟新聞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這種內容類別。我們中國過去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鐵板一塊，或者大家同質化很強，這是改革開放尤其市場經濟之前的狀態，大家想法，大家的訴求，大家社會的位置、社會感受都基本接近，所以那時候有一整套管理社會的傳播、輿論一整套辦法，但是如果把這樣一整套辦法在市場經濟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的情況下，再給簡單搬回來，恐怕有點問題了，為什麼？就是因為今天社會是個多元化的，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圈子、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利益感受和社會的評價，對你來說最好的政策，也許對我來說，我未必覺得很好，一件事情發生我說好得很，也許別人還說糟得很，不同的角度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其實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多元化社會來說是正常的，而我們這個社會又是要追求社會的共識，社會最大公約數的達成，它的前提就是要讓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意見、感受，能夠用合法的，合規的方式暢所欲言表達出來，這樣才有可能在互動當中，整合當中然后形成一種妥協也好，形成一種最大公約數和尋找和最大共識的達成，我們這個社會才能形成一種健康狀況。 所以意見的流動，應該是一種，一個健康社會的非常重要一個基礎，所以在意見的管理方面跟事實的傳播管理方面，應該適用於不一樣的社會管理政策。
    徐蕾：兩位教授從多個角度詮釋這樣一個問題，實際也是提出一點希望，希望網絡的管理者，不僅是依法管理，依照互聯網的規定管理，同時應該是加大信息公開的力度，這個樣子才是一個，你這邊做好了，做信息公開力度大，那邊也就順其自然的一個事情。下面一個問題，大家講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為了推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推進輿論的引導能力，像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主流媒體都紛紛退出自己的公眾帳號，有一個好消息，網信辦微信十條也提到了，在今年下半年，網信辦准備加大政務微信發展的力度，二位認為政務的公眾帳號，政務的公眾帳號對於推動政府信息公開，以及與民眾的交流方面，與傳統媒體比較起來有什麼樣的發展優勢，怎麼看待這樣一個好消息，下半年網信辦的重大舉措？
    喻國明：我們社會現在面臨的情況越來越復雜，政府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組織者管理者的角色，它所掌握的信息，它所要做的事情，它所要意識到的一些情況，它要充分、有效、專業跟社會來進行溝通互動，這種信息溝通質量的高低，就決定一個社會健康和發展的順暢性，所以利用新媒體，新的傳播手段，強化和改善這樣一種溝通當中的障礙，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目標和努力，也就是說盡可能用一種老百姓可以分享、可以有效的獲知，及時的獲知等等這種有效的手段進行社會溝通，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對於政務公開也好，對於掌握民情也好非常必要。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其實我們還要講，這還是一個系統，當你政務的客戶端也好，官微也好，在活躍的同時，必須要跟整體社會活躍程度，應該是有一個匹配的。如果說隻有你一方面的活躍，萬馬齊喑，大家只是聽吆喝，只是聽你說，政府沒有方向感，沒有目標，沒有針對性，老百姓到底哪個地方困惑，哪個地方有需要，也難以找到訴求的邏輯和立足點。
    徐蕾：也是要匹配，那胡教授你怎麼看？
    胡正榮：現在的政務公號應該這麼說，其實有了一個新的載體以后，咱們現在各級政府，不管是上級要求還是不要求，他們自己都在做這個新的平台，比方說有微博的時候，政務微博，有了微信的時候搞了政務微信，但是現在兩個問題非常突出。如果我們拿中國從政務微信微博和所有的即時通信平台來講，跟跟美國所謂的政客們或者叫它的政府像白宮、奧巴馬他們自己的公眾平台要比的話，至少是兩點非常大的差距，第一點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務微信微博，基本上首先一個，基本上沒有更多跟老百姓特關聯的東西，這裡面表現幾個方面，第一個就是長期不更新。我們有一個數據，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市自己公布過一個數據，北京市機關的一些政務微博，或者叫政務微信，大概更新率是在30%左右，70%不怎麼更新，這是一個表便。再一個表現，即便是更新心靈雞湯、勸慰式的，跟政務沒有本質區別的，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東西很多。
    喻國明：跟政務有關又是一種單向的報道的。
    徐蕾：並沒有互動。
    胡正榮：這是第一個明顯特點，跟老百姓沒有什麼明顯的關系，跟普通微信微博一樣。第二個明顯的差距，就是在一個現代政治運行體系裡面，或者基於現代時時溝通的條件上的現在政治運營模式上，你明顯可以看到，我們沒有交互，剛才喻老師提到，沒有交互，就說我發給你，管他是心靈雞湯，我也發給你，管它是三個月更新一次我也發給你，其實微信微博更重要，微信更重要的功能是交互，是交流，這才是它的本質區別。我跟過去拿大廣播喊口號的本質區別在這兒，所以更多讓老百姓要提意見，要表達，要說明，要跟政府之間是有互動。我們政府要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就要利用公信平台，現在最好的公信平台就是微信，政務微信，政務微博，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公信平台，千萬不要以為利用這個公信平台不是我說就完了，是我說讓人家更要說。
    喻國明：這是特別重要一件事情。其實中國的官方，他所掌握的信息手段，傳播手段，要比美國的政客好得多，為什麼？美國政客無法掌握大眾傳播媒介，所以他弄了一個私人的通訊帳號之類的，對他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一個可以直接表達自己觀點的東西。其實在這個上邊，我們政府在表達的時候，真的是有不同的渠道，有不同的主訴求，當然都會有交叉。你現在通過微信和微博、客戶端到底要傳達什麼？是需要考量的，如果你僅僅說我政令暢達，那通過中央電視台，通過新華社，通過傳統媒介，政令信息傳達完全沒有障礙，幾乎讓所有人覆蓋到，沒有問題，那麼因此再去提出一個問題，用微信微博，或者其他新媒體手段，到底我們在獲得一些什麼樣的資源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就是胡老師剛才講到的關系資源的獲得，情感資源的獲得，這點是一個執政者、一個管理者最重要一個，決定自己的權威影響一個基礎性的戰略性的資源，換句話我們通過微博微信跟老百姓進行互動，實際上要獲得更多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的熟悉，老百姓的親密感，是一種情感的構建，把大家的心能夠挨得更近，讓大家覺得有親切感、情感的聚攏，凝聚力，這才是做微信傳播，微博傳播最重要的訴求，而不是簡單說我把一個政令給大家。
    徐蕾：兩位教授對這個問題非常關注，也傾注了很多篇幅重點說這個話題，就像剛才胡教授說的確實是，這是一個這麼好的平台，甚至說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個平台，所以不光是我們說還要讓我們對面公眾更去說，喻教授說也是同樣的道理，這麼好一個平台不要讓它打折扣。這是我們想兩位教授觀點，給我們網信辦在下半年退推出加大政務微信力度中有很好的建議的作用。接下來還是回到規定，規定裡面還有一條也很引人注目，跟兩位也有關系了。就是關鍵詞實名制，那什麼實名制叫后台實名，前台自願，那有的人就會說實名制會不會，就叫侵犯我們用戶的個人隱私有這樣一種，或者是用戶個人信息安全，兩位覺得這種擔心會有嗎？
    喻國明：其實在中國上網都是實名制，你任何一個上網設備在登記開通的時候都是用身份証，都是有責任人的，這一點我認為是一個公開的一個情況。
    徐蕾：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喻國明：理論上在中國，從上網開始就是實名制，我們有的時候我們是覺得在前台，比如我用什麼名字，我是起一個愛笑的貓，還是叫愛哭的雞等等，這個是它的自由，現在的規定裡面也不限制這個東西。問題在我看來，實名制本身在實行當中都是有利弊的，我們先不去考量利弊本身。我們考量實名制本身對個人隱私的侵犯，那麼必須在實名制的時候，對於實名信息本身的保護要有一些規定。比如說哪一級基於什麼樣的情況，哪個主體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去查詢相關的實名，一定是要有嚴格的管理規定，不能說一個商業網站自己就可以自行處置這樣實名制的資料，因為一旦上網要實行實名制的話，這個網站能拿到你的實名資料，對於一個人說，在生活當中、隱私方面，商業方面會有巨大的影響，這必須要看到，社會管理是全方位的，不能僅僅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也要從老百姓權益的角度，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角度來看。所以它對於這種實名制本身，也許在政府看起來有它的必要性，但是這種必要性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誰去查詢，誰去使用，誰有資格對這個資源本身進行某種利用，必須有嚴格的規矩，而且對於侵犯違反這種規矩的也是要進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的。
    徐蕾：胡教授怎麼看？
    胡正榮：就跟喻教授說的一樣，這個我同意。我們掌握的信息，你在哪個國家上網的時候，你總要開通網絡，你在開通網絡的時候，不管是手機移動開通，還是固話開通，還是用有線電視網開通都是真實的，所以說白了，才會出現你在那個網上發埃博拉病毒的造謠，我馬上就能知道是誰在造謠。這個我覺得不光是中國這樣，其實一樣的，因為我們在美國，在英國生活過一樣，你要開通網絡，是肯定必須拿証件注冊的，所以后台實名不用去觀察，不用去討論。
    徐蕾：大家不用有什麼擔心的東西。
    胡正榮：更重要我們大家對信息安全，所謂的個人隱私，或者個人信息安全非常擔心，我個人覺得所謂安全問題，出現泄露才叫安全，或者信息被濫用才叫不安全，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說大一點，我覺得是社會上對這個問題的管理，就是法制不夠。我們現在，我現在深深感到一點，我們在實體世界裡的法律很健全，但是很多實體世界法律體系我們在設計法律制度的時候，或者法律條文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到虛擬世界會發生的現象，因為這個裡面很有意思，你實體世界的法律是不是涵蓋虛擬社會裡面會發生的問題，涵蓋你就規定不嚴，如果不涵蓋，你有沒有為你的互聯網世界有很完善一套規定。我們說得通俗，現實社會人基本上不敢誹謗一個人的，但是互聯網上為什麼可以輕易誹謗一個人，那麼在現實生活當中，一般我當你面，我說昨天我看見一個埃博拉病毒，這樣的人不會有的，但是為什麼在互聯網上會有，而對自己所有的言行又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個其實就是討論到，我們說大一點，討論到一個社會整個這套體系，一個法律體系建設的問題。這個我覺得實體世界和虛擬世界兩個法律如何打通和如何實施，這個問題是現階段馬上要解決的，我覺得更重要。
    徐蕾：又提出一個非常緊迫的課題。
    胡正榮：我們剛才說了，其實都是實名的，但是我為什麼敢在網上隨便說，是因為前台是假的。
    徐蕾：一般不會去后台追你。
    胡正榮：其實根本不知道你是一個真實身份在網絡上，你真的不是虛擬身份在網絡上。
    喻國明：現在有句話說，剛開始上網的時候，有人說過一句話，在網絡上沒人知道你是條狗，現在在大數據時代，人說不但知道你是條狗，你身上有幾個虱子我都知道，現在這個實際上現在各種電子數據的，從不同數據角度，從不同角度去定位你的話，是對你的這種全方位的掌握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徐蕾：這樣說大數據時代我們到了這個地步，更需要胡教授講的，要把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立法要打通，是迫切的話題，真正保護我們用戶的信息安全。
    喻國明：打通過程中也要考慮到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不同，也要為虛擬世界的展開、發展預留出相應的4空間。我們一般主張說對於虛擬世界的立法也好，規矩也好，一般以相對的寬鬆和寬容作為一個主基調，隻有對直接造成現實危害的東西，進行定點清除和定點打擊，而不是做框架性的，總體的那種限制性的規約，這樣可能對它的發展本身造成一個巨大的障礙。
    胡正榮：有兩點，一個就說你不能拿現有的實體世界的東西完全套用在虛擬世界上，這兩個有很大不一樣，這是社會發展形態也在變化。還有一個我們特別關注，我們現在談到互聯網，包括這次的微博十條也好，大家比較慣常用一種思維，就是叫管理或者規制。在西方世界因為他們互聯網發展比我們時間長，簡單講一個背景，在西方社會對互聯網的管理也經過幾個過程，最造一個過程叫放鬆管制，就是大家覺得新事物來了，沒摸清，就讓它順其自然發展，那叫放鬆管制叫deregulation的過程。那麼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以后，特別是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大家發互聯網帶來的問題還是蠻多的，包括在產業結構上，在經濟形態上，再后來有了時時交流工具以后，那麼就進入到一個re-regulation的過程，叫再度的管制，或者叫重新管制，也就發覺過去的管理方法不對，管實體的東西部隊，但是你不管也不行，那就進入一個新的管理模式，叫做re-regulation，應該說管到近四五年，特別是veb2.0時代來了以后，大家越來越發現，老這麼管那麼管也有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光管理者角度管也有問題。那現在我們因為長期是管理的角度，管理就是我管你，那作為一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所以這幾年我覺得，我們看西方的經驗或者教訓，他們也在提另外一個概念，叫共同管理或者叫共治。英文叫co-regulation共治的概念什麼意思？就是從管理方來說，我肯定要有規則的制訂，也要有規則的實施和執行，從業者本身，哪怕是自媒體的業者，哪怕是微信上的，就是普通一個網絡用戶，你對自己的行為要自律，你別以為你在前台是一個虛擬的狗你什麼都可以講，不可以的，因為任何人的言行，多少要受到一定規范的制約，所以你要付出代價的，所以它更多是強調這個co-regulation，當然你說有特別完美的案例，或者有完美的現實沒有，因為大家都在探索，因為整個互聯網在veb2.0發展，你也不知道咋回事。
    徐蕾：確實是互聯網發展太快了，很多的東西還是剛才喻教授說的，因時而變，順勢而為，接下來我們看一組騰訊提出的數據，在剛剛過去前兩個月，一共關停了微信涉色情、招嫖的帳號超過54萬個，累計關停假貨，假貨就是微信朋友圈裡面也說賣什麼原單的，假貨的公眾帳號也不少三萬個，每天封停欺詐廣告一千萬條，僅今年上半年，騰訊安全中心舉報平台收到約6000萬條的舉報信息，這組數據出來以后，所以輿論有一種觀點，說我們網絡空間絕不能成為雜亂無序，成為欺詐的，或者是充滿利器的這樣一個空間，所以這個規定出台太好了。那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你不是要監管我，監管是自由，自由發展最大的毒藥，他們認為對他們來說會壓制他們的言論自由，所以他們認為有一些擔心，對於兩派的觀點，我們兩位教授怎麼看？
    喻國明：首先出現問題的公眾帳號，其實在我看來還是比較少的一部分，我們拿數字來說，580多萬的公眾帳號，真正出現有問題的加在一起也就10%左右。有90%左右的公眾帳號還在比較正常健康合理的狀態當中運行的。這是微信公眾帳號的主流，所以我們任何管理任何舉措我們先要承認大前提，它的運營本身，我們要總結它運行的規則、運行的一些方式等等，這可能也是重要一個方面，讓這樣一個正常運作，健康運作它的這種模式有一個更加寬鬆的發展。另外一個方面，也要給人一種更加開放，更加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和生動活潑去從事合理合規和健康有序的這種事情。所以兩方面不可或缺管理的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
    胡正榮：我覺得兩個觀點都有考慮的角度，但是我覺得不要把問題二元化，我們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這個管理規定是非常指向性的，而且非常針對性，是去解決一個特定平台上，特定領域裡的特定問題的這樣一種政策，而不是說機關槍橫掃一片，我個人覺得不是這樣一種政策。所以更多像點射，不像掃射。所以通俗講是這樣，剛才喻教授講我是同意的，我們要看你在整個微信平台上，所謂的不良信息大概佔多少比例。我們再放大看這個問題，你有沒有看到，其實這是虛擬世界裡的，你看現實世界每天人不堪其繞的騷擾電話和騷擾短信也是一樣，包括你走在大街上小廣告是一樣的，所以一個社會要看它的主流，一個形態要看它的主流，業態看它的主流，所以我個人不太主張非黑既白兩元思維，走這個極端來看一個政策，要說好就好得不行，要說問題就可怕的也很嚇人。其實是要給一個環境，給一個政策的一個執行的環境，也要給一個政策執行的過程，因為沒有一個政策是完美的，也沒有這樣的政策，隨著在執行，在落實過程中不斷的修正調整，才能適應事物的發展，這是基本的前提。
    徐蕾：就像兩位教授說的，網民隻要遵循互聯網的七條底線，就不會有太多的擔心，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網民都是在我們微信的公眾帳號也好，或者微信自己一個朋友圈裡面，都是很愉悅的進行互動。這次網信辦的微信十條規定的出台，應該說它的關鍵詞是兩個，一個是底線思維，再一個是多元參考，並不是要限制我們公民正當的表達，而是希望經過多方的努力，把即時通信工具的平台可持續性的發展，能夠讓我們回歸理性，讓我們能夠有一個健康的微生活，這樣一個營造的氛圍，非常感謝海外網的網友收看本期的節目，請最后兩位教授跟海外網的網友說兩句，就今天我們談論的話題。
    胡正榮：謝謝海外網友，也預祝各位海外網友在即時通信平台上大家交流的更好，謝謝。
    喻國明：今天這個話題僅僅開始，我們還是希望在實踐當中獲得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徐蕾：課題很多，我們下面期待也很多，謝謝，謝謝兩位教授。